从美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来考察对中国形象进行考察，有其片面性，但同时也有真实性一面的反映。

总之作为一个“他者”形象出现在美国文的学作品中，并通过文学作品将这一“他者”形象广泛传播，这种理解加深了读者对中国形象的认识。

首先，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认识渠道是多方面的。

美国主流文学建构的海外中国形象深受欧洲人的影响。

早期欧洲人是怀着无限的向往与钦佩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中国，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手工业制造、哲学思想等佩服不已，赞不绝口，这也影响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早期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形象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

此后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社会的软弱无能，使早期在欧洲人眼里建构的中国形象逐渐瓦解，与此同时，深受欧洲观念影响下的美国也在逐渐转变早期脑海中形成的中国形象，此时的中国成为嘲笑的对象，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在。

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形象的了解除了通过欧洲以外，还有两个渠道：

一是来到美国谋生或学习的中国人；二是美国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描述。

这些共同构成了美国主流文学中的海外中国形象的来源渠道。

总的来说，美国人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背景下不尽相同，存在着差异。

其次，美国文学的中国形象的演变过程是一个复杂、动态的演变过程。

从历史来看，在逐渐了解中国的过程中，美国作家关于中国形象的书写也在变化，可以说美国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一个富饶而美丽的东方国度。

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这种想象。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义和团英勇抵抗外国入侵的背景下，美国看待中国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一种中国威胁论的观念在美国主流社会话语体系中弥散开来。

狡诈、阴险的傅满洲形象成为这个时期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主流。

20世纪初，这种情况有所缓和，但是一种拯救中国的心态深深在美国文学中扎根，如《被摧毁的大地》、《中国女孩》等作品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陈查理”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是美国文学自身对中国形象的转变的典型标志。

毕格斯发表的一系列以陈查理为正面形象的人物，聪明、谦恭是这个人物给人的印象。

可以说，美国文学对于中国形象的演变经历了从崇拜到怜悯、失望，同情再到仇视的复杂演变过程。

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文学才能百花齐放，姿态万千。

尽管在美国文学中，中国形象或是天堂或是地狱的描写方式很是片面，但这种在一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形象为我们了解历史、了解文学下的隐含观念是十分有益的。